诚实信用原则也不提出如爱你的邻人、对贫困的债备考是减免你的债权等积极的伦理要求。

波雷斯特，见前注[17]，页156。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17。

善于关注道德问题的法理学家朗．L．富勒曾就律师的职业道德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件刑事案件中，律师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完全妥当的。当然历史上也存在代理人这种低级人物与御用状师等高级法律职业的区别，他们也被蔑视排斥。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法律职业，如果没有法律职业伦理，那么法律家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甚至更为可怕。足见我们这一行是如何被作为戏谑的对象的。非道德性成份也并不是指法律职业的本质性要求，而是附图性、表象性的成份，绝不能把法律职业的非道德性成份等同于对法律职业的整体道德评价结论。

参见1996年10月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威尔弗雷德?波雷斯特：《欧美早期的律师界》，傅再明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154。法官的威信不同于行政官的威信,因为支持着法官威信的基础具有特殊性。

〔59〕前引〔15〕,雷万来书,第168页以下。  三、法律家的思维方式 思维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是借助语言所现的理性认识过程。  二、法律家共同体形成的标志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职业法律家。国家机构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一直在稳步上升,尤其是随着社会化的扩大,这种重要性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24〕原文应为artificialreason,季卫东把它译为技术理性似乎更贴切些。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这种法的艺术表现为何种样式,取决于谁是‘艺术家。

参见前引〔62〕,川岛武宜书,第25页以下。〔50〕 在许多场合,妥协是可能的,但是损失也是严重的———这就是使法律规定所具有的确定性毁于一旦,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来适用于一切情况。因此在我国传统上缺乏推动法律前进的法律家阶层,没有具主体性的法律家。[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注〔4〕。

〔19〕前引〔14〕,伯尔曼书,第189页。〔40〕前引〔22〕,季卫东文。因此,法律决定的妥当与否取决于当事人各方及其代理人自由地进行对抗性议论的程度。(4)加入这个共同体必将受到认真考查,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如律师资格的取得。

从科学家的客观性、诚实性和普遍性三方面来看,倘若法官怀疑自己的判决结论,那么法庭的权威将荡然无存。〔58〕若司法官远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人生及社会多彩多姿之内容,将成为所谓不食人间烟火的法律人。

〔30〕托克维尔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它们就是被称为人为理性的那些东西。

〔18〕近代西方意义上的一门科学可以用方法论术语定义为:(1)一种完整的知识体系,(2)在其中各种具体现象被予以系统地解释,(3)这种解释要依据一般原则或真理,(4)这里的知识是通过将观察、假设、证明以及尽最大限度地实验等相结合而获得的,(5)虽然有这些共同特征,但是,调查与系统化的科学方法并不是对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一样的,它们必须与每一种具体的科学所调查的现象事件的具体性质相适应。虽然我们不必强求所有的法官都象大陆法系的法官那样在法学院开始训练原理性思维〔34〕(尽管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至少,法官应当学会用法律术语进行思考和表达。〔30〕前引〔22〕,季卫东文。法院尽力从法律规则和原则中找出正确的答案。参见[英]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以下。老百姓思维与科学家思维是在求真上是一致的。

支持行政官威信的基础可能会是政绩、民意、职级,而这些都不适用于法官。强调三段论推理的逻辑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必要:对法律决定的结论要求合乎理性地推出,应当对决定理由进行说明和论证,从而使当事者和全社会看到这个结论是出自理性的,即具有了说服力。

西塞罗的《论法律》第3章第122节:官员只是说话的法律。程序中的过去被一一贴上封条,即使可以重新解释却也不能推翻撤回。

但是,这些形式的品质发展的方向直接受到所谓的法学家内部的关系的制约:人员圈子的特点,他们能够在职业上对法的形成方式施加影响……〔4〕我们的法学对作为人的因素的法律家不够重视。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法律文化也随之进入黑暗时期,直到10至11世纪,开始有若干罗马法学者在修道院附设学校教授罗马法,意大利的波伦尼亚的法学教育在11世纪末已大放异彩。

  五、法律职业伦理的意义 法律家程序内的伦理并不是指要求在法律程序中做合乎普通伦理道德的事。〔64〕当今中国法学教育中最缺乏的是职业伦理的教育。季卫东:《法律职业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而我们对某行为内容的态度、心理准备、心情、动机等,为道德问题(即主观层面)。

〔3〕韦伯在他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中通过大量史料分析了被他称为法律绅士的形形色色的法律家,证实了他们分别在各自所属的法律系统中创造了法的基本特性。在中国历来都存在这样的情形:这些人虽然从事法官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法律家。

费孝通于40年代在一篇题为《无讼》的文章中谈到乡土伦理与司法伦理之间的严重冲突。〔6〕德国法学家莱因斯坦语,转引自前引〔2〕,大本雅夫书,第264页。

由于制度的不合理设计导致律师队伍鱼龙混杂,律师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律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令人担忧。比如律师可以为其明知有罪者辩护,但又有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特定情况下允许拒绝辩护等程序伦理作相应限制。

但是在法官方面则有所不同。独立、超然和理性三方面是专业法官的职业本色,也是专业法官威信之基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活动中都要借助于法律语言,大部分公务员都是或曾经是法律家。

〔20〕美国学者Ｅ.格林伍德在其《职业的特征》一书中阐述的内容。程序伦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主要构成部分。

〔49〕圣经所描述的一个故事。据信,13世纪末的所有较大型的国家都有一所法科大学,并且同样的学位、同样的职业训练、同样的学术语言(即拉丁语)、相同的法律文献,使得法律家不论出身何国,不论活跃于何处,而成为具有完全相同知识素养的知识群。

〔36〕前引〔22〕,季卫东文。司法官既为一种职业,当然有其职业上的伦理、职业上的道德。